梁启超与北师大的关系，可溯源至1896年，他在《时务报》发表《论师范》，是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系统论述师范教育理论的文章。1898年，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提出了设立“师范斋”的构想。该章程不仅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而且还是北师大正式孕育的开始。1902年，张百熙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先成立师范馆与仕学馆两馆，师范馆招收学生79名，仕学馆招收学生57名。其中师范馆正源自梁启超“师范斋”的构想。正是由于对师范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积极支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向师范大学的历史性过渡，否定了一些人要求废止师范教育的错误主张。并力促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民国初年曾四次出任教育总长的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自己也出任北师大的董事长，并在学校任教。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师范大学，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完善、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梁启超此举的贡献正如姜松年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所说：“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维持师大，中国教育赖以维持。”
梁启超在北师大主要教“中国文化史”，和“国文教学法”。他的学生梁容若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他在北平的公开学术讲演，常常有一两千以上的听众，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窗子都挤满了人。”另一位学生回忆他在北师大上课的情形时写道：“1926年我在北京师大求学的时候，正是梁先生息影政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阶段。他在师大教的是中国文化史，只讲到社会组织编，每周也只来两次。由于他的名气大，学识渊博，他每次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还站着听。有些同学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届时宁可牺牲本门功课也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大了。”梁启超先生讲课的精彩，由此可以想见。
对北师大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心血的梁启超同样对这所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1924年5月为北师大毕业同学录所做的序文中说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者，全国中等以下教育师资之所由出也。”“改建师范大学，其对于教育前途之责任益重且大。”他勉励毕业生，“虽去其校犹未去也，人人永保持在校之精神。于去校以后，则母校之生命荣誉得分寄递衍焉以长留天地间”。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他身后，成千上万的北师大毕业生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北师大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扬。(本文主要采用了李端、刘东虹发表于《光明日报》2002年6月13日的《梁启超与北师大的建立》的内容。)
